主展馆

 

前言

     历史是大众百姓创造的,然而常见的历史文物中,大众百姓固有的、自然的、体现他们真实生活的文化和生活器物,却往往被人遗忘。传统文物展中,我们更多见到的是帝王将相、卿大夫、珠宝玉器的印记。老百姓的用品,由于无法埋藏于地下,随着时间的流逝,绝大多数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而恰恰就是那些不能称其为“出土文物”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却是人类生命文化的写照。是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根。

     我们的根,就是老百姓的历史。他们随遇而安,“没事偷着乐”,但遇到压迫也会反抗,也要斗争。老百姓的历史随从于大流、随从于自然。因此,我们的陈列方式不是以拘谨、编年、传统的方式布置,而是采取自然、灵活、喜闻乐见的方式布展;我们的展览原则不是强调“学术”,强调“精品”,而是注重普遍性、真实性、人民性。

     我们的历史,谈的就是老百姓的家常事,看的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要讲他们的行,就从“车”开始;谈婚论嫁,就瞧“绣房”;生儿育女,就看“育儿房”;说过去,就拜“祖宗堂”;生产离不开农耕、农具,生活穿衣离不开纺纱、织布。

     百姓家中事,要看真切,还得从“门”而入。双扇为门,单扇为户。“门户”,入必由之,出必由之。历史的风风雨雨,门总是首当其冲。城门、坊门、宅门;门色、门钉、门槛;门神、门镜、门符……。门总是引人注目的。门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出入口,所以我们的展览,就从“门”开始。

 

 

   
   

 

祖宗堂

     "祖宗堂"是中国"人"和"神"的统一。

     中国先民在几千年各种生活状态中形成的思想信仰,灵魂敬畏,精神寄托是她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是她们精神生活的支柱。家居神供具,是表现民间信仰具象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充分展示了生活着的人们祈盼神灵保佑的心理,是活人重新图解单调、严肃“神面貌”的又一次世俗的升华,让“不露声色”的神灵,更加理想化,更加接近市民生活。

     在大自然的威慑下,在现实社会的残酷斗争中,个人的力量渺小、无力,她们寄托于自己祖先的庇护,寄托于苍天神灵的保佑,这是她们自下而上的力量,是她们活下去的依靠。于是,她们上香磕头,虔诚的祈祷,好吃、好喝的物品,要先请祖先、神灵们享受,唯恐怠慢了祖先。她们认为稍有怠慢,晦运便会降临。

     生活着的人希望先人们仍与她们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共同抵抗灾难。因此,不同形式的神龛都象一座座居住人的房屋,有屋架,有房檐,有门窗,还有福、禄、寿、喜、平安。总之,祖先幸福了,神高兴了,活着的人们才会丰衣足食。

     由祖先而家族,由家族而家庭,由家庭而儿孙,是这家族的文化,是这家族的精神;是父辈教育儿孙,不要忘记自己祖宗,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育方法。同时,这些丰富多彩的供具、供堂,加强了神灵的致高无上的地位,又继承传播了中国建筑文化和雕塑艺术文化。

     民间信仰多种多样,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方式。在这里展出的各种供具,是供奉诸神和展示祖宗牌位的,如神龛、神匾、神台、神柜、神签、神卦;菩萨牌位,祖先牌位,父母牌位,族人牌位;供桌、供台、供品等。由于这些供具是放置在与人居住的房屋里,因此与纯宗教或庙里的供具不一样,更具有人情味,更接近生活,更与同时期的明清家具形式相近,成为与生活相连的物品,留下了民间信仰的生活文化遗迹。

     征集地区:山西、陕西、河北、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年代:明代、清代至近代,约600年历史。

 

车船驿站

       驿站和船坞中,停满了待发的车船,这就是历史的停发站,人类早期交通状况和运输情况。作为运输工具的船和车,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有了船车的记载。中国是最早使用船和车的国家之一。

      锯齿形的铁瓦,牢牢地套在厚重的木车轮上,粗犷的木质车轴承受着打满铁钉的车架;整架马车如饱经风霜的老人,虽然浑身遍布岁月的裂纹,但仍显得那么的坚固有力量,仍可以承受货物的重载和路途的遥远。

      一部部式样各异的马车虽然都是木质材料制成,但仍是那个时代的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每架车的装饰和轿箱都明显地显示出车主的身份和价值。“轩车”“辎车”“路车”“牛车”,这些在长长的车辕上装饰着刻花的铜饰和铁饰的马车,与今天在大街上跑着的小轿车是一样的性质,有着公车、私车、出租车之分。

      手推的鸡公车,送媳妇回娘家的独轮车,马拉的轿车,飞奔着的大骡车、四轮木战车、二轮木粪车、毛驴车、蚂蚱车、勒勒车;海船、河船、牛皮筏、竹筏、苗族龙舟、台湾渔船、采莲船、送粪船等等,都是老百姓们因地制宜,根据各自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产生的交通、生产工具。这些工具主要依靠简单的机械原理,利用人力、畜力、水利为推动能源的 “机械化工具”。

      独轮车是由人推动产生超过人的载重能力的人力车。而单辕二轮车是早期畜力车的通用形式,以畜力为牵引,产生的载运能力大,速度快,行驶里程远。当四轮车产生时,主要适应的是城市交通和宽阔道路的使用。

       船的使用历史,虽然比车的历史早上千年,但受海洋和河流的特殊条件限制,一直都是使用木制结构为主的船体。因此,不管航海技术发展多么成熟,船的发展仍停留在水利和人力的互动关系中。
 

绣房

     “绣房”是中国妇女的“天地”。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懂事那天起,就步入“女子无才便是德”,开始了“行不动肩”、“笑不露齿”的生活。

      在“绣房”里,每一天的对话是梳妆台镜子里的自己,她慢慢的梳洗,仔细的观察。当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已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变幻为一个腼腆的大姑娘时,青春的红颜已换成冰冷的惨白挂在嘴角。她除了在静静的古琴声中找到一丝安慰外,不得不抓紧时间赶她的“嫁妆”。绣功出色,才能被人瞧得起,才能够许配好人家,过上舒心的日子,父母家族脸上才会有光彩。

      终于等到出嫁那一天的到来,哪知从姑娘的闺房迈出,却跨进了婆家的眷房,又一个黑黑、长长的“绣房”在等待她。她又回到了从前,梳妆镜里的自己一天天在衰老,头发越来越花白,“绣房”里早已没了古琴声,只剩下一声声的叹息在空空的房间回响。

      一架雕花的木床前,有二架古琴横卧在那里,伴随着昏暗的油灯,摇晃着的缠脚架,浅浅的铜盆,笨重的柜子,冰冷的花瓶,硬硬的脚踏板在那里。

      征集地区:江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年代:清——近代,约400年历史。
 

书房

       书房是读书学习的地方,也是修心养性的地方。

       书房是男人的“世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在“男尊女卑”的教育思想下,只有男人才有机会读书,因此,在未产生学堂的近百年前,书房担负着教育的责任,象征着教育的殿堂。

       书房中堂上挂着的字匾,讲述的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

       书案上的“文房四宝”、书架上的“四书五经”、多宝格里的“奇山玉石”、古画筒里插满的“名人字画”,这些都是书房里必备的物件,都是学习的工具。

       书房中堂上的太师椅,可是准备给先生和父母坐的,学生只能坐在二侧的位子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先生就是老师,老师的教训,就是父母的教训,当学生的必须洗耳恭听,不得违背。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讲的就是书房读书的辛苦而换来的成绩。一旦为人做官或长大成父了,这时的书房就变为潜心生息的地方,真正成为“活到老学到老”的环境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与“学而优则仕”,却使书房又成了男人辛苦的地方了。

       征集地区:江西、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等地。年代:明代、清代至近代,约500年历史。

 

育儿房

      养儿育女是咱老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谁家添了儿孙,还得热热闹闹庆贺一番。姥姥早已准备好的“满月箱”里,小孙儿的虎头帽、虎头鞋、小棉衣已精心地放置好。待满月那一天日子里,满身喜气的姥姥怀抱红彤彤的、画着“五虎”、“百子图”的满月箱跨进闺女的院子时,全村的小媳妇、老婆婆们都会围上来观看,赞叹娘家的手艺好,赞叹娘家的财富多。

      这满屋的“金童玉女”、“五子登科”、“百子百福图”不都象征着百姓的希望,一个家庭的兴旺。可真正要养育一个孩子长大,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尿盆、椅马、站桶、摇车、睡篮、吊床、炕头石、尿片架、洗澡盆、学步椅等,一件件陪伴着孩子长大的用具,都体现着母亲的疼爱,亲人们的关怀。

      在孩子的世界里,玩具是他们的宝贝。这些造型简单,色彩厚重、笨拙可亲的布老虎、土泥猴、金毛狮、拨浪鼓、风车、风筝、风铃、泥哨等民间小玩物,既是小儿心里的“英雄”,又是大人心中的吉祥辟邪物。可以保护孩儿长大,可以保护孩儿平安。一块“炕头石”可以栓住孩子不从炕上摔下来,又可以镇住邪气不伤害孩儿。做父母的正在田间劳作,只好把宝贝心肝拜托给“石菩萨”照看;孩子玩累了、爬累了,枕在“石猴”身上酣睡,又是伙伴,又是依靠。一块块“炕头石”伴随着一代代“爸爸”、“妈妈”长大,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话,开始了人生的体验。

      这是孩儿的“天地”,也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

      一部可亲可爱的童年回忆。

      征集地区:陕西、山西、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年代:清代至今,约300年历史。

 

礼房

       送礼是门学问。“礼尚往来”这是做人做事的规矩,要的就是你尊重我,我敬重你。

      中国是礼义之邦,几千年的古文明精神里最讲究的是“敬意”二字。因“敬意”而生“礼义”,从而产生“礼教”,可见孔子为何把“礼”纳入“诗、书、礼、乐”的重要性了。

      “礼多人不怪”,老百姓的送礼,最讲究的是“面子”。这礼送到了,送对了,这面子就足了,送礼人和受礼人都满意了,就叫“礼轻人义重”。访亲看友,不带点礼去,那打心眼里冒出来的亲热劲,可就不那么顺溜;大红喜事,闹的就是那送礼劲,瞧那场面,迎亲队伍敲锣打鼓,抬着一架架披红带花的“礼箱”、“礼盒”、“喜酒”,在大街上扭成一条喜龙时,邻里乡亲们瞧的是姑爷家的财富,姑娘家的排场,这门亲事才值得,这红红火火的日子才过好,可如没有聘礼,那喜事就没法提了,一抬轿子,悄悄抬进院里,姑娘家可就没“面子”可言了。“喜礼”是给人瞧的,“寿匾”是挂给后人看的,送“挂帐”讲究的是排场,巴结官场的“贿礼”是后门送进去的;小媳妇未过门送来的“针线盒”是定情的物;赔礼道歉的礼,一定要有酒来化解,“酒礼”一到,不打不相识,不喝不亲切;这游山玩水时准备的食盒,回娘家的礼盒,小媳妇的描金拎篮,上香的提盒,解馋的大漆果盒和那庄稼地头的饭盒,那一样不都是咱老百姓的脸面,老百姓的日子。

       征集地区:山西、陕西、安徽、浙江、江苏、湖北、河北、河南、北京、天津等地。年代:明代、清代至近代,约600年历史。

 

度量衡

      “度”是“尺”,计量长短。“量”是“斗”,计量容积、重量。“衡”是“秤”,称量测量。

       度量衡作为人类早期的商业交换尺度,在我国的商周时期(至今三千多年),就其公平、公正的标准和管理制度已比较完备。虽然历代的尺度,衡量单位不统一,但度量衡作为商业经营的基础计算模式,一直沿袭至今。

       度量衡成为维护和保证商业贸易公平的准则。因此,老百姓常说的“定盘星”,就是特指秤盘上无任何东西时,拎起秤鼻绳,把秤砣放在定盘星上,秤杆是平衡的,那这杆秤就是公平的。但是否是公正的,还得看“准星”,准不准,准星一歪,这秤就会缺斤少两。好秤经得起检查,秤杆、秤砣、秤鼻、拎绳、定盘星、准星,每一样都必须符合标准,一丝都不差,组合起来,就是“公开”。这就是一杆好秤显示的商业诚信:“公平”、“公正”、“公开”。俗话说:“大斗进,小斗出”讲的就是商业欺骗行为,用改变了标准的容器。

       随着社会的发展,度量衡也成为了社会道德准则的一部分,并与商业诚信结合在一起,维护社会的稳定。一提“老字号”,就是商业交易信誉保证的代号,它包含着“信用”、“信义”、“信誉”三个方面。而信义和信誉主要是指社会道德范畴了。

       年代:清代——近代,约400年历史。

 

箱房

       “箱”是老百姓的财富。

       一个家庭是否有钱、粮,一看他们家的箱,就知道贫富差多少。有钱人的箱,上铜包角,外加雕花刻凤;没有钱人的箱,又薄又窄,简单用几块木板钉就成了。俗话说:“有钱的包是鼓的,没有钱的包是瘪的”。“粮柜”是给大户人家盛粮用的,“镖箱”是镖局押送钱财的保险柜,又要厚重,又要牢固,不易打开搬动。

      当然,箱也是盛东西的容器,是物品装进去后,不随便让人翻动,却要希望让人看见的“箱”。既然装的是宝贝,所以箱的看头也就不少。朝鲜族的“大铜箱”是每一对结婚新人的幸福和财富的象征。娘、婆二家的社会地位,就从主炕上的大铜箱开始。一是数量多(最少也得是一对),重叠得越高越大,越气派。而包满铜饰的箱子上,精心雕篆着“喜鹊登梅”、“龙凤朝阳”、“花好月圆”等衷心祝福的各种图案,再加上外挂的一把“年年有余”的鱼形大铜锁;新娘、新郎往箱子前一坐,整组铜箱子耀眼夺目,银光闪闪,财气非凡。而江南文人的书箱,更愿意选择细细竹皮编成的“清秀”,象征高雅不俗。雕花的樟木箱、牛皮的大漆皮箱、陕北的大红木箱,镶满八宝图的藏经箱、鄂伦春族桦皮箱等等,这些风格各异的箱子充满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充满了百姓的爱戴。

       一个箱子就是一个家。一个家的财富都在箱子里。

       征集地区:延边、辽宁、北京、山西、江西、河北、浙江、陕西、黑龙江。年代:明代、清代至近代,约500年历史。

纺织坊

       “纺织坊”讲述的不只是妇女的事,亦不只是家庭的事。“纺织”是人类文明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它关系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

 

       从“纺纱”到“织布”,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它们。这是人类祖先最伟大的发明,是妇女最伟大的创造,也是妇女奠定她们在社会的分工和生存价值。“男耕女织”,在“女织”文化里,既可读到政治、经济、教育、道德,又可读到每一个社会之生存状态、价值观念,更可看到庶民之生灭盛衰、悲欢离合。

       通过纺纱织布,我们有了衣。“衣”、“食”、“住”、“行”,“衣”排到了生活的第一位。由于有了“衣”,人类才有了社会阶层的识别,有了财富的概念,有了精神生活的融合。

       纺织作为传播、继承文化的载体,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讲,更是他们民族历史的史诗,是他们民族的发展史。在精心地编织中,创造、设定了他们之间的地域、身份、习俗等特定文化形象的符号、坐标、图案、色彩。当你在分辩不同图案、不同方式的纺织品时,明显地凸现出壮族、苗族、维吾尔族等不同民族特征的文化形象、文化风格,这就是每一个民族的特殊服饰语言;不用开口说话,也不需用文字表示,一块面料,一段织绵,已充分说明,而且每一个民族都懂,每一个民族都认识,这就是超地域,超时空的“纺织文字”。当置身于各种纺车、织布机中时,它们体现的各种文化状态,实际上已构成了人类各个时期的生存形态,成为人类图解社会的注释,记载着人类的发展历史。

       就这小小不起眼的条条经线、纬线,重复交叉、变化。在她们的双手下,通过不同文化妇女的理解,一幅幅风情万千,五彩缤纷的绸缎、布料装点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

       壮族织锦机、汉族罗织机、苗族织布机、侗族织带机、藏族毛织机、佤族腰机、维吾尔族织毯机;纺车、纺锤、斫刀、梭子、线板;傣锦、侗锦、蜀锦、土家锦、瑶布、宋绫、粤纱、杭绸等,这些丰富多彩的纺织文化浓缩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精华,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

       征集地区: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山西、内蒙、新疆、西藏、东北等地区。年代:清代——现代,约400年历史。
 

农家院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一组组风格各异的“耧”,已勾画出一幅幅艰辛的春耕播种图:烈日下,一农汉光着膀子正奋力地拉动着耧犁,而他的妻子却小心地扶着耧架,抖动着耧斗,让种子均匀地掉进耧刀划过的地垅里,庄稼汉的滴滴汗水却成了浸化种子的甘露,洒在了种子的下面。这四人摇的“辘轳”,却把一个常年缺水的地区又勾画出来,几百米深的水井需要四个人的齐心协力才能拉上这一桶水来。再看那“矛枪”,它是居住在大山上的苗族随身的武器,当有野兽侵犯时,矛枪可防身,而平常时,它只是杈进柴垛,能顺利挑起二担柴下山的扁担。草长了,可用“虎头铡”,把它铡断;草多了,可用“木杈”把它掀起来;就是一根小小的“连杆”,也能脱下一场的麦颗。

       我们与天斗,与地斗,我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和生产中创造总结了一套适应生存环境的耕作经验和耕作方法。这是我们的农业史,是我们人类的智慧,人类的伟大。

       中国在几千年前就从事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虽然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许多优秀的农耕方式和先进的农具产品,但农业生产状态仍停留在以牲畜和人为动力的耕作方式中,但是这些丰富的农业经验和生产效果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直接推动了人类早期的文明发展和生活经验积累。

       以上展出的耕作农具,分布面较广,南方北方,平原高山,牧场等都涵盖。

       年代:明代、清代至近代,约500年历史。

 

鞋帽包

       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里,有56个民族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共同创造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服饰,既是数千年文明的结晶,又蕴涵着丰厚的精神财富——凝聚着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种族区别和宗教观念等等。在服饰中,最引人注目的往往是头饰、鞋饰和包饰,正所谓“冠盖群芳”、“足下生辉”、“包罗万象”。本展览所展出的中国传统鞋饰、帽饰和包袋,来自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它们的产生使用价值曾代表着一段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它们所包涵的文化价值、功能价值、审美价值等,则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加发人深省,引人入胜。

第一部分:帽饰——冠盖群芳

       头部,占据人身最高的部位,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部位。因此,人们用帽子、头帕、包头、头饰来保护头部,又通过它们的装饰作用,引人注目,显示身份或展示力量。

第二部分:鞋饰——足下生辉

       鞋、袜和绑腿,保护和装饰着人的足部。在中国服饰的传统里,既有“重头轻脚”的倾向,也有“穿破鞋穷半截”的俚语。而且,由于鞋的实用性大大超过其装饰性,所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鞋是全身上下“走”在最前面丢弃传统的,因而保留传统风格的鞋便更显得弥足珍贵。

第三部分:包袋——包罗万象

       包袋,是中国传统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形色色的挎包、背包、香包、钱包、香袋、烟袋、褡裢、包袱等等,能装放各种物品,又点缀在人们的胸前、后背、胯上、腰间、肩头,其质地、形状、大小、颜色、工艺、用途各不相同,直观地表现出主人公的民族、身份、年龄、性别、婚否、审美等信息。

 

中国明清两朝床具展览

     床是房中之房,是家中之家,是占据人生一半的地方。

    一架床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一个社会状态,就是一个家庭的温暖;人生的幸福在床上,人生的悲伤也在床上,而人生最悲壮的“生”、“老”、“病”、“死”哪一样又离得开床呢?

    看那双凤仰首的床当然是“闺床”,而龙凤朝阳的床一定会是“喜床”,“才子佳人”的雕床象征着郎才女貌,而“百官会审”的红漆描金床就是“官床”,高架圆柱的厢床是民国时期的改良厢床,而三进、二进雕满人物典故的刻花厢床是明末清初达官贵人的卧寝;主人睡主卧,仆人、丫环睡在床前一进踏板上,主人一有动静,下人就必须马上侍候,这端茶递水还只是贴身仆人的荣幸,那侍候在房门外的最下等仆人却只有在凳子上打磕睡的份。因此,一架床占据的空间越大,雕刻功夫越深,用的木材越讲究,那么能使用这架床的人地位也就越高。反之,一个最普通的人只能睡简单的四脚竹床了。

    有天,有地,四周都围起来的床,统称为厢床。但厢床又分一进、二进、三进式。而各进式的床又因不同的地区文化特征,产生不同的造型形式,雕刻、着色、用料都不相同。如:江西地区的主要是一进红漆描金厢床,温州地区的是二进才子佳人五彩沙金厢床,福建地区的是镂空雕刻架式厢床(半封闭式),湖南湘西的是三滴水厢床。而三滴水厢床又有一进三滴水与三进三滴水之分;雕刻又有平雕、透雕、浮雕、镶嵌;着色以大漆为主,有七彩与素色之分,也有描金与沙金之分等等。

    看床如看人,看人如看家,看家如看国,这床的历史,这床的文化,已透出人的一生。已透出社会的变迁。

    征集地区:江西、上海、浙江、温州、山西、安徽、湖南、福建、贵州、河北等地。年代:明末、清、民国初年,约450年历史。
 

清代、民国时期脸盆架展览

     脸盆架是梳洗、清洁的用具。

    中国早期的脸盆架的使用功能是附属于梳妆台,以梳妆打扮为主,清洁为辅,独立的清洁功能并没有完全分开。随着西方肥皂技术的传入,清洁的目的越来越明确,用水的容量也增大,洗涤的功能也与梳妆功能独立成二个不同的内容;脸盆架开始流行于每一个家居,脸盆架上盛肥皂的木槽也随着肥皂的普遍使用、及肥皂从胰子、火碱的变化形式开始演变。

    清初期的脸盆架基本没有放肥皂的专用位置,脸盆也是平放置在象小桌面的平面板上;脸盆架的正面主板上,没有后期演变为挂毛巾的位置,其功能仍作为强调家具的时代精神、地位象征,及审美观为主。如湖南大庸地区的高浮雕长嘴双龙盆架,采用立体雕刻手法,让腾云驾雾的龙在才子佳人之中穿梭,象征着富贵在天的心理;整个主板架镶满了活灵活现的人物,就连卡住脸盆的支柱,也由童男童女把守。这时期的脸盆架作为清洁的功能仍很模糊,但发展到民国时期,却完全不一样了,有了明确放置脸盆的凹型架、放置肥皂的木盒槽,连主架形式也从纯装饰功能演变为挂毛巾的实用功能;整个脸盆架从原有的以繁华、厚重、实板装饰形式为主的造型,演变为以实用为主的、轻便、简单形式的造型,原大量的装饰性雕刻只剩下非常简单的几条线刻留在原龙头的地方,象征着它曾经拥有的历史和地位。
脸盆架发展到民国后期,作为特定装置洗脸盆的功能作用又向洗涤通用的盆架演变了。

    征集地区:湖南、江西、山西、山东、河北、江浙等地。年代:清代、民国时期,至今约300年历史。
 

清代衣架展

     中国清代的木制衣架,一般长七尺、高五尺、宽二尺。是历代中最大、最重、最结实的挂置衣服的架子。

    清朝实行“易服”政策,推行穿满人服装,因此朝廷的官服由游牧民族式的皮袍子和战袍演变而来;满族是蒙古人种的北方人,体魄剽悍而高大,所穿的服装体积大,份量重。中国是世界的桑蚕产地,有钱、有地位人的衣服,是由堆花绣凤的绫罗绸缎组成。纯丝的绸缎整形后,不能叠放或重压,更何况这官袍上身,要的就是这精神劲。因此,造就清代衣架的繁华、端庄、巨大,是这一个时期的特征,也是区别其他时代的不同之处。

    清代衣架又俗称“朝服架”,主要挂置男用官服所用,一般放置在书房和主卧内。男主人进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更衣,把笨重的官服脱下来,换成便装。因此,所有的衣架主梁都如同二条仰首的双龙,傲气地横卧在那里,象征着官运享通,其余的如“福”、“禄”、“寿”及各种装饰性花饰,则进一步强调他们的价值观念。

    清代的衣架制作方式完全与同期的清代家具相同,属家具类。

    征集地区: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年代:清代,至今约300年历史。